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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潮流大逆袭:二三线城市如何玩转创业

时间:2014-02-21 08:48:26 来源:和讯 收藏

  先有市后有城,区域市场总是围绕中心城市呈放射状的“六边形”分布。90年前,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把这一规律叫“中心地理论”。


 

  然而,今天,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及小城镇的市场供给秩序和消费秩序正在重构。放射状的市场分布被打断了。

  随着人口规模增加、交通改善和互联网的无孔不入,每个城市、每个城镇的供应链在改变,消费习惯在改变。以前只可能发生在北、上、广的创业故事,如今开始遍布中国各级城市、乡村。本刊记者在回乡过程中,带回了一线观察。

  家乡的创业

  重庆

  陶苏的江湖

  “我没有艳遇。艳遇嘛,得男人先把你喝倒了,可是从来都是男人在把我放倒前,他先倒了,我怎么艳遇?”李万姝撅嘴嘟囔道,似乎还有些微醺的感觉

  文_本刊记者 黄文潇 摄影_王远凌 陈浮

  每次回家都能收集到很多有趣的故事,我的家乡重庆,恐怕是近几年中国最不缺故事的地方。

  2014年春节,重庆的天气两重,温度堪比四月暖晴天,雾气却大得让所有想来的、想走的都滞留在机场。在雾气森森的机场,回忆起曾有来重庆的朋友这样告诉我:在江北机场,机舱门一打开,就能闻到空气中的牛油味。还有夸张一点的,直接跟我说,整个重庆城,都荡着一股火锅味。

  如果说北方的孩子是吃炸酱面长大的,重庆崽儿就是吃火锅长大的。从外地返乡的重庆娃,必以一顿火锅来洗尘。这是传统。我从未曾想过,有一天回家,能被拖进一家藏在楼房里,号称做无国界料理的创意菜馆—陶苏江湖。此前几次回家,每每站在观音桥商圈,临时起意要吃这家店,再打电话过去,总是被遗憾地告知没菜了或是没位了,一直被吊着胃口。

  常说“酒香不怕巷子深”,这话到陶苏江湖这里得改成“酒香不怕楼层高”。42楼,放眼下去,整个观音桥商圈尽收眼底。观音桥因为龙湖北城天街而被带旺,这两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商铺入驻,大有要赶超重庆的老商业中心解放碑的态势。

  这里的装饰很小资,但规矩很彪悍

  山城多高楼,商业繁华得开始向“上”生长。2009年,重庆市政府曾在红头文件中倡导发展楼宇经济,2010年开业的陶苏江湖可以算是重庆市最早的楼宇餐馆。近年,这样的楼宇餐厅在重庆很时兴,单是陶苏江湖所在的红鼎国际大厦,就有三四十家楼中餐厅。

  陶苏江湖本来做的是一个带简餐的酒吧,谁知道日积月累下来,菜比酒有名,主随客意,就做成了餐馆。而比酒更有名的,是陶苏江湖的两个老板,陶陶与苏苏。陶陶是陶然,85后的国航空姐一名,苏苏是李万姝,曾供职于平安保险公司VIP部。这样身份的老板做出来的店,仿佛天生就该带几分小资气,暖黄的灯、文艺范儿的蓝色桌布,红绿色的四角靠枕,三三两两的闺蜜边吃边聊。

  装潢很小资,规矩很彪悍。陶苏江湖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谁能将店内的这两名“女汉子”老板喝倒,他们这桌就能免单。自从有了这个规矩,本地的、外地的饕客没少上门约战。然而老板陶陶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将她们喝趴下过。

  “煮酒论英雄。”这是刚见到吕鑫时,他说的第一句话。一边说着话,一边就给自己满上一杯威士忌。他是陶苏江湖的第三个老板,也是最初,陶然与李万姝租下4212室这个两室一厅的原因。

  陶苏江湖一开始是不为盈利而存在的餐馆,按陶然与李万姝的说法,当初租下这里,只是为了给自己找个据点,顺便,也是为了拐带男人回家。一个月2000多元的房租,是她们一个月的酒钱。如果没有吕鑫,她们大概也想不到要在重庆做一个餐馆。吕鑫是陶苏江湖的主厨,这个1975年出生的天津人,在北上南下的漂泊过大半个中国以后,被陶陶与苏苏“捡”到了重庆。

  “捡”客人,听起来有些古怪。2007年,在丽江开客栈的吕鑫,将正在看路牌的陶然“捡”回了店里。“那时候刚做客栈,没什么经验,只能到路边捡客人,看到那些在看路牌的美女,就上前搭讪,就这么认识了陶然。”吕鑫描述与陶然的相遇。两人就这样捡成了朋友。

  陶然与李万姝的相识稍迟一些。2008年重庆大足龙水湖音乐节,集体搭帐篷露营,李万姝到得晚了,就随处搭了个帐篷,陶然到得比她更晚,帐篷就搭在她旁边。第二天清晨,李万姝朦朦胧胧地听到有个女孩子在帐篷外喊:“谁来陪我喝酒啊?谁来陪我喝酒啊?”她撩开帐篷,答了声:“我来。”正对上抱了瓶“百龄坛”的陶然。三天的音乐节,两人连喝了三天。“那时候喝重庆啤酒(600132,股吧),都是5升一桶的,第一天,我们就喝了两桶。”

  重庆江湖菜量大,但陶苏江湖菜分量很少,是按女生的胃口来的

  2009年,在陶然的生日宴上,来重庆的吕鑫又通过陶然与李万姝相识。吕鑫回忆说,陶然介绍李万姝的时候,就丢给他了一句话:“别理这个疯婆子。”然而,这次相逢,造就了吕鑫与李万姝的缘分。

  丽江,是三个人都绕不开的城市。也是陶苏江湖绕不开的风格。陶苏江湖的整个装修都是由陶然自己设计完成的,里面充满了从丽江带回来的各种元素:土布、东巴扎染、风铃。陶然在重庆的高楼里再造了一个丽江风格的餐馆。

  在丽江的一次邂逅,让陶陶与吕鑫成了挚友,同样是在丽江的一场酒醉,让苏苏跟吕鑫成了夫妻。“丽江不是艳遇之城嘛?但是我没艳遇。艳遇嘛,就是要别人把你放倒了,才能艳遇,别人在把我放倒前,就先倒了,我怎么艳遇?”李万姝撅嘴嘟囔道,似乎还有些微醺的感觉。

  吕鑫是第一个在丽江将苏苏灌醉的人。“先是啤的,再是白的,然后是洋酒。最后再反过来,宵夜的时候再是啤的。”吕鑫现在还记得,放倒妻子的全过程。苏苏在一旁仔细地听,帮腔嚷到“最后还喝了梅子酒。”

  “不过这也可能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吕鑫望了一眼妻子。苏苏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那个时候,该醉就醉吧。”2011年,吕鑫与苏苏在陶然参股的另一家店里办了喜事。婚后苏苏全职参与到陶苏江湖的经营里,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陶苏江湖从一间房慢慢变成两间房,直到现在,陶苏江湖的本店在42楼与41楼共有4间房,同时可供120人就餐。

  “酒可能对于其他人来说还有点不好的意思,但对于我们三个来说,就是情感和交流的记忆。”陶然表示。“酒品见人品嘛。”这个外表看起来有点冷冷的重庆妹子,直勾勾地望向苏苏,“我喝醉了以后是什么样子?”苏苏答道:“还是这个臭样子。”

  “合伙人的生意不好做。”吕鑫感慨,“我们三个却从来没有吵过架。有这样的缘分在,我们三个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会在一起的。”

  陶苏江湖就是这样三个人支撑起来的店,吕鑫负责对内,主管所有与菜品相关的事,陶陶与苏苏负责对外,陶陶管招呼客人,苏苏负责财务。最初这里的主打菜是以海鲜为主。因为身为大厨的吕鑫爱吃海鲜。可是到店的重庆客人不买海鲜的单,张口就说不吃海鲜。这可难住了吕鑫,“重庆人不吃海鲜,这是我一开始没想到的。可是客人都到这里来了,不吃海鲜,我给他做什么呀?”吕鑫因此不断地对菜单进行改良,以配合重庆的餐饮习惯。

  高楼里开饭馆成了重庆的特色

  重庆人在吃这一味上,贪鲜而顽固,这么多年,除了各种火锅店屹立不倒,基本每一种江湖菜,都有风水轮流转的时候。完全不被装在重庆人胃里的“无国界菜”,可谓是天生一朵奇葩。在陶苏江湖,能吃到加了话梅的糖醋排骨,抹了沙拉酱的鱼排,玻璃罐头里装的猪颈肉,好不好吃,是各人有各胃。这里盘装得精致,分量却极少,能以口来计算,每种菜也就两三口的量。

  苏苏称,这是为了将就女生用餐的习惯—喜欢吃更多的菜品。如果每种菜配得少一些,就可以吃到更多的菜品。和众多私房菜一样,陶苏江湖也是采用电话订餐加配菜的形式。通过电话预约确认订位,可以自由选择88、128、188元的价位进行配菜。这跟过去在重庆大行其道的江湖菜,生生割裂成了两股。江湖菜的分量通常是以脸盆来计算的,而价格又以低廉著称。

  陶苏江湖的生意,辟的是另一条径,做的是熟人的生意。苏苏表示,来这里的客人有60%以上是常客。每天出现的生客最多也不会超过20%。最初的一桌客人就是陶然的朋友。早期还只有那间两室一厅时,三个老板常跟客人喝酒到凌晨五点。“对哪桌客人感兴趣,带着瓶酒就过去了。聊一会儿就熟了。”

  正因如此,不要说菜单价了,连份正式的菜谱都没有。“就像到家吃饭一样。”陶陶与苏苏都反复提及,陶苏江湖“家”的概念。客人就像家人,到家了,吃饭了,自然想要客人吃好了,吃饱了,把“家人”陪高兴了。三个人抱着这样的想法在经营,却是歪打正着,很多客人因此喜欢上了这家店。朋友来捧场,想不收菜金都不行,总是会在朋友离开后,在吧台上发现留下的饭钱。这样一来二去,陶苏江湖成了从一开始就没有亏过钱的店。目前,陶苏江湖仍保持着一年几十万的净盈利。

  “最熟的客人都不会打我们店里的电话,一定是打我们三个人的手机。”苏苏表示,店里的每一个员工手机都有订位功能。靠着朋友介绍朋友,朋友再带其他的朋友来吃的口碑营销。而今店面变大了,三个人都有点忙不过来,整个餐馆的运营也趋向规范化。“还有好多老客人跟我们说,很怀念原来喝酒到凌晨的那个时候。”吕鑫表示。

  正说着就有客人从隔壁房间钻进来,递了份哈根达斯的草莓冰淇淋蛋糕给吕鑫,看我们正聊着,又多给了我一份。还没来得及抬头看到人,一关门又不见了。“这就是从店里捡来的老客人,跟了我们三年了,从开业的时候起。”

  虽说因为扩大规模而开始趋向规范化,陶苏江湖还是保留了一些特立独行的习惯。譬如,营业时间从晚上6点开始。对此吕鑫的说法是,“睡觉睡到自然醒”是现在几乎所有年轻人的梦想。三个人都起不来床,生活就从下午去买菜备菜开始。规模扩大后,吕鑫已经慢慢退出厨房,但是每天仍然坚持自己采买。菜钱是陶苏江湖目前成本的最大头,大约可达到60%,单是每天的菜钱,就能达到几千块。

  夜里,到楼上来喝酒、聊天、看厨师。这样的吆喝像不像打暗号?陶苏江湖约50位员工,大约20个左右都是厨师。“我们店里的厨师全是帅哥,没有一个长得丑的。”问及陶苏江湖还有什么奇怪的规矩,陶然答到。“我们的标准是,厨师都得像我这样,穿上厨师袍的时候做菜好吃,下了班脱了工作服,说自己是厨师都没人信。”吕鑫笑着接上一嘴。

  说是特立独行,有人喜欢,也有客人给出负面的评价,诸如菜量太少、价格太高、服务态度傲慢。甚至还有客人专门指出,他们只对老客人热情。“现在客人太多了,有时候的确招呼不过来。”苏苏表示。只要影响力在,重庆的饕客们仍然会不辞辛苦地爬到42楼来。至少目前,陶苏江湖并不缺生意,每天都有因为没位置或是没菜了,而被拒绝掉的客人。

  也不断有资本想要合作。“有人愿意提供资金,也有人愿意提供地方,我们不缺这些。”吕鑫表示。2013年,陶苏江湖在龙湖U城做了第一家落地店,目前主要由苏苏负责打理。“我们的底线就是,不做加盟。”苏苏说,“因为没法保证品质。”

  关于未来,三个人仍然是一副没想太多的样子。“做成今天这样,其实我们都没想过,如果当初就这么想,可能就做不成这个样子了。”三人一致表示。

  山东招远

  钢铁男也能玩艺术

  他最喜欢的一副画是康晓铭的《凝眸》,画上一位穿着长裙身披披肩的女子侧身回眸。“这女人非常有韵味。你看这眼神,这腰。”老四手里夹着一根烟咂摸道

  文_本刊记者 马吉英

  老四跟“四”格外有缘—他在家里排行老四,属虎,生于1974年,2014年满40周岁。

  在海代美术馆见到老四的时候,他正在临摹一副罗汉画像。他跃跃欲试的神情和投入程度让人对他的画作充满期待。

  不过老四并不是画家。海代美术馆是招远市第一家私人美术馆,2012年底由15位会员共同出资45万元成立。老四也是会员之一。

  老四也不是土豪。在他看来,年收入200万才能在招远“土”起来,而他每年五六十万的收入只算得上白领。这个收入跟金矿矿长一年的阳光收入相当。

  老四姓刘名东胜,是招远中天不锈钢机械有限公司的老板,主要业务是给企业提供不锈钢加工产品。虽然公司名字起得很大气,但规模并不大,八年前成立至今还不到10个工人,一年的销售额有300多万。工厂车间跟一尘不染、井然有序的场景完全相反—租来的厂房里墙皮零落,铺满尘土的地上散乱地放着一些成品或半成品。

  但这些都不能阻止老四对艺术的追求。在海代艺术馆,他每年需要支付两万的会费,以老四目前的身家,这笔钱伤不了筋动不了骨。此外,尽管他到了北京就转向,不分东南西北,但每年还是会去798和宋庄,感受那里跟小县城迥异的艺术氛围。

  他还跟几位从招远走出去的画家成了朋友。1月底,在海代美术馆刚举办过一次康晓铭和蔡群邦画展,就是老四赞助的。他最喜欢的一副画是康晓铭的《凝眸》,画上一位穿着长裙身披披肩的女子侧身回眸。“这女人非常有韵味。你看这眼神,这腰。”老四手里夹着一根烟咂摸道。春节期间一位叫秦修平的画家回招远老家,老四还跟他一起吃了顿饭。现在秦修平的画标价已经到了一万元一平尺。“秦修平是现在招远年轻一代画家里最厉害的,是招远画界第一个硕士。”他说。

  跟小县城里大多数号称玩艺术的人不同,老四不是只过眼瘾,或者跟别人讨要免费作品,他愿意掏出真金白银为艺术买单。

  马一平是海代艺术馆的发起人和馆长,也是老四认识20多年的朋友,但老四尊称马一平为老师。由于不甘心自己的才华在小县城被埋没,马一平抛家舍业,只身一人到北京闯荡,而马夫人也是个厉害角色,留在当地经营一家广告公司。

  在老四看来,马一平已经在艺术界小有成就,“他的一张油画最高卖到28万”。三年前,老四以6万元买了马一平的一套十六罗汉图,当时所有人都认为不值。但老四认为值,“怎么说也有16张呢”。2013年11月份,这套作品在北京保利拍卖行已经拍到115万。火箭般的价格蹿升速度,让老四总结出一句话:“画这个东西,估不透。”

  估不透的还有老四的生意。

  他的主要客户是招远周边的粉丝厂,近几年这些企业的出口业务做得比较艰难,老四的生意也受到影响。“经济形势不好,粉丝卖不出去,或者利润比原来要低,厂家就会把改造费用降低,能凑合的就凑合。”他说。

  实际上不光是食品类客户,其他行业的客户也因出口业务下滑而业绩不振。他还有一个给橡胶做配料的客户,生产线也停了一部分,新设备的更新也已经搁置。往年老四给这家公司做百八十万的业务轻而易举,但2013年的业务量却只少不多。整个2013年,老四的工厂销售额比前一年少了70万。不光是业务量下滑,整个不锈钢行业的毛利率也在下降,从50%降到了30%。

  但老四还是在寻找着新机会。即食盒是老四的主要产品之一,工人往即食盒中放入一定克数的粉丝,然后送入烘干机让粉丝成型。有客户反映以往的即食盒边缘锋利,工人时不时会被盒边割到手,血滴到粉丝上就会被国外的客户索赔。老四觉得这是个机会,于是增加了模具投资,生产卷边的即食盒,不过价格没有大幅上涨。“这样可以把没改进但价格差不多的那些对手淘汰,我的市场空间就更大了。”他说。

  尽管生意难做,但跟八年前刚起步时相比,老四已经算得上安全着陆。

  八年前他准备自己创业时,到处借钱借不到,因为没人相信他的不锈钢生意能赚钱。“谁愿意借给我5万块,让我下跪我也愿意。”他当时这么想。等到生意真正起步后,他又差点因为客户的100万欠款而血本无归。最绝望的时候,他甚至有过租一辆车把欠钱的客户一撞了之的念头。

  对从初中毕业后就开始“混社会”的老四来说,他表达愤怒和想法的方式很直接。在创业之前,他曾是一家物流公司的司机。当时这家公司的60个司机里,他没有一个服的,因为这些人他都打得过。在家里,排行最小的他却有说一不二的话语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喊一声立正,全部人都不敢乱动”。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他对自己以往的行事方式觉得不可思议。现在他说话不再是大嗓门嚷嚷,做错了事也会道歉。他把这种转变归因于艺术对自己的改变。他感觉到这个爱好可以让自己静下来。

  在这个圈子里,老四打交道的人不再是货车司机,而是名气不一的画家、矿长、局长、科长、教师,以及像他自己这样的创业者。圈子给老四带来的也不仅仅是吟诗作画的快感,还有各种资源有意无意的对接,兴趣上的契合让商业上的合作变得水到渠成。

  不管怎么说,老四已经可以被周围人贴上成功者的标签,他在心理上也已经强大到可以调侃自己的过去。

  小时候,看到别人买块肉用麻绳系着在路上走,他就会想将来有钱了也要买这样一块肉,放在锅里炖了,一顿全吃完。

  快结婚时,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00块,他家是全村最穷的。但他对未来的老婆许下承诺:“将来我如果挣不到钱,就算是去偷,也会让你幸福。”

  幸运的是,老四挣到了钱,如果不出意外,老四还将挣更多的钱。但老四似乎已经超越了为钱疲于奔命的阶段。他现在对钱的欲望已经不那么强烈,认为应该把生活方式放在第一位。

  平时他开着一辆江铃驭胜来往在工厂跟美术馆之间,他不是买不起更好的车,而是不愿那么高调:“买好车会让客户觉得你挣了太多钱了!”

  辽宁沈阳

  好玩、冒险的硬件

  不再像父辈那么草根和苦逼,在互联网中长大的年轻人,总会有一段说走就走的创业旅程

  文_本刊记者 谢思聿 摄影_邓攀

  2014年的春节,回到冰天雪地的家乡,我没想到自己会亲身体验一个关于“中国合伙人”的故事。

  主角之一是我的一位亲戚,赵德昊。他毕业于清华美院工业设计系,此后入读爱丁堡大学继续攻读产品设计。一众亲戚每每教育子女要用心读书时,必定要提起此位仁兄。

  不过今年拜年时,竟发现他的地位已经急转直下。昔日的“粉丝”们对赵德昊辞去稳定工作去创业的行为,感到既可叹又可惜。

  但一干弟妹们却第一次真正羡慕这位大表兄,佩服他那份开着高尔夫、一把弓一壶箭闯荡帝都的洒脱。哦,忘记提及,赵是一位弓箭业余爱好者。

  赵德昊出身书香世家,但他却放弃悠游的生活环境,来到满是雾霾、竞争激烈的城市里漂流。2月7日,刚刚回到北京,我就迫不及待要去了解他的故事。

  在中关村(000931,股吧)一家小小工作室,我见到了成立不久的“加丁(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丁母婴”)的三位创始人。除去赵德昊之外,其余两位是李学健和兰宇,公司专注于母婴健康领域的智能设备和云服务。

  5年前,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李学健加入百度工作。2013年,在完成了结婚、生子的人生历程之后,他觉得是时候重新起跑了。

  在互联网时代,太多像他这样的“极客”(geek)被功成名就的前辈们所激励,希望能够通过创业获得成功。“我相信他们的故事。”李学健如是说。“他们”既有神一样的乔布斯,也有触手可及的李彦宏。

  妻子支持他的想法。于是他一边说服父母,一边开始创业之旅。

  前同事兰宇成为第一位与他并肩战斗的同志。而赵德昊的加入,则是一个现实版“白头如新、倾盖如故”的故事,因为在此之前,两人不过一面之缘。

  “我一直就想做一些关于可穿戴设备的设计与研究,我们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他就来到了北京。

  说走就走的创业旅程,是因为这一代互联网掘金者早已不像父辈那么草根和苦逼。他们家境良好,父母开明,并无后顾之忧。

  至于可穿戴设备,一般是指通过佩戴如手环类的便携式设备搜集人体数据,并通过软件支持和数据交互等帮助人们进行功能管理和实现。业内认为,随着移动智能的迅猛发展,可穿戴设备正在对人们的传统生活掀起又一轮颠覆式革命。上至苹果、谷歌公司,下至创新工场,都试图为自己选定的用户群打造一场私人功能订制的盛宴。

  三人根据自己的特长进行分工:李学健在北京人脉广阔,负责市场;毕业于军校的兰宇主攻技术;赵德昊则负责产品设计。

  在创业之初,三人提出的概念层出不穷,从游戏和运动设备,到居家遥控系统,最后才决定进入医疗市场。最终将目标细化至母婴人群,用李学健的话是“因缘巧合”,这位年轻的超级奶爸在照顾妻子的过程中被触动了灵感。

  “首先,可穿戴设备的消费群体年龄多在35岁以下。”李学健转动着手中的iPhone手机,“他们必须能够轻松玩转智能手机。”为此,他们放弃养老类人群。

  同时他们又将专业的极客群体排除在外。从他们自身的经历来看,那些过于前卫和专业的可佩戴设备,盛极一时后往往迅速凋零。“我们想生产可以为消费者提供长期价值的产品。”

  在照顾妻子怀孕期间,李学健发现由于信息不对称,这一群体的消费需求强烈却又缺乏理性。进一步搜集资料发现,一般家庭在孕妇待产的十个月时间里,人均消费水平为5000元-8000元。再加上如今正值第四波婴儿潮,市场潜力可谓巨大。

  在综合了消费群体的年龄结构、收支水平以及产品特色之后,三人经过反复讨论后终于达成一致。

  兰宇酷爱篮球,李学健喜欢音乐,赵德昊则偏爱弓箭,三个专业、背景、地点不同的年轻人试图用加丁这个小小企业改变大众的生活

  赵德昊来到北京时还是初夏,当这场创业之旅渐有眉目之时,时间已是早秋。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三人全靠私蓄苦苦支撑,等候时机成熟时迎接天使投资人的到来。

  接下来的时间里,兰宇与赵德昊就住在这间工作室的二楼,伏在那张几乎占据了整个房间的大桌上进行设计和绘图。目前他们已经初步完成孕妇手环的制作,并绘制出胎心仪的电路图。

  内功略有小成,但若想打通公司的任督二脉,要做的事情仍旧太多。在公司外部,李学健一边四处延揽人才,一边寻找可以合作的医疗器械厂商。

  目前这个工作室已经有8个人,既有他在百度的同事,也有同校校友。“首要标准是团队成员是否足够聪明。当然我们也会观察他们的品德以及合作能力。”李学健的言谈举止远远比一般27岁青年沉稳干练,他也是我目前采访过的最年轻的领导者。

  寻找合适硬件生产厂商的过程并不那么顺利。北京的报价偏高不说,效率还非常低下。在朋友推荐之下,李学健将目标转向深圳。那里遍布低成本、高效率的生产商,于是这家刚成立的公司在深圳建立起第一个分部,与2名成员通过互联网进行沟通,并敲定各种细节。

  最终他们把用心血建立起来的加丁母婴置于那些精明强势的投资者面前,接受一场场严厉苛刻的考核。他们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阐述清楚公司的产品与理念,回应各种质疑并进行契约谈判。

  “你现在看我是不是一点也不像一个工程人员?”李学健这样反问我。

  我注意到他双眼中已经布满血丝,在外部压力之下,或许他并没有时间去完成角色转换后的自我重塑问题。

  所幸“这个过程我们有非常大的收获。”李学健这样认为,“这些天使投资人见识过太多的项目和产品,在交谈中他们帮助我们梳理思路,让公司少走了不少弯路。”

  加丁母婴潜在的竞争对手有两类,其一是那些可以迅速复制硬件的山寨厂商;其二则是同李学健他们一样野心勃勃的极客们。

  若想脱颖而出,李学健认为公司必须保证能够生产出来集硬件设计出众、数据处理效果卓越以及用户体验良好三位于一体的产品。

  这样的经营理念似曾相识。没错,这脱胎于小米“软件、硬件以及互联网”的铁人三项理念。在一众互联网大佬之中,李学健最推崇的不是前任领导李彦宏,而是雷军。他欣赏雷氏七字诀“专注、极致、口碑、快”。尤其是小米口碑营销方式,未来加丁母婴也将以此为主要的营销推广方向。在他看来,这不仅有助于品牌的传播与建立,还可以促进用户之间的交流。医疗领域信息不对称的现状将被改变,直至颠覆式变革的到来。

  越来越清晰的发展路径,最终令加丁母婴赢得了几笔天使投资。今年,加丁母婴将会把孕妇手环和胎心仪推向市场。同时,三位创始人也将结束现在这种兄弟般的合作关系,将彼此的权利与义务明确地约定在契约之中。公司的财务也将趋于规范,“我们三个人终于可以拿到工资了。”彼此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

  他们还将搬一次家,在北京上地地区选择一个更为独立、空间更为宽敞的工作室。赵德昊将收拾他的弓箭,开着他的高尔夫继续迁移。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只在开始和结束时看到了兰宇。他的爱好是篮球,似乎不像李学健和赵德昊那般健谈活跃。而曾经组建过乐队的李学健,则忍不住坐在那组电子鼓前,现场秀了一下自己的打鼓绝活。

  加丁母婴这家小小的公司并非他们的终点,“我们在乎的不是赚取巨额财富,而是如何利用科技改变人们的生活,这才是加丁的使命。”李学健如是说。

  这是一群平均年龄只有26岁的极客组合,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会走多远,更无法想象这群人在实现梦想的同时会如何改变这个世界。

  湖南衡阳

  小化工厂的告别

  靠高利贷融资、建立网页、聆听总裁班培训,这些真的能挽救衰退、污染的传统工业企业吗

  文_本刊记者 邹玲

  作为一个拥有700多万常住人口的湖南省第一大人口城市,我的家乡湖南衡阳依然只能算一个三线城市—这个城市的平均房价不过三千出头。

  作为一个旅游资源贫乏的内陆城市,衡阳一直是发展工业为主。从我小时候起,几乎就没看到过几个蓝天,作为“有色金属之乡”,矿产和工业资源成为拉动城市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让城市蒙上灰尘的第一“杀手”。尽管污染严重,但采矿行业的暴利一直让人趋之若鹜。我家的几个提前进入小康的亲戚,包括表舅,之前都在从事采矿行业而掘到了第一桶金。

  新闻上说,2010年8月,衡阳市就获批全国首批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但一座传统工业城市的转型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政府在服务业上的支持仍是用地、税收、财政和集聚区建设等一些老办法,而企业主自己的开拓性也不足。

  “现在在三线城市做实业,基本上是很难出来的,除非你有宗庆后那样的能力。”我表舅张力军出生于1972年,2002年就创业。

  从市区驱车二十分钟,就能到表舅的公司所在地—松木工业园区。这是一个省级工业园区,也是湖南省“盐化工产业基地”、“中小企业创业基地”,位于衡阳市北郊湘江之滨,规划总面积为39.1平方公里。表舅在这里圈了30亩地,并成立了化工厂,主要生产硫酸锌—一种用于造纸、纺织和选矿的电解液。表舅的工厂已初具规模,年产值约为1.5亿。

  资源型企业在过去的十年中制造了无数财富的神话,但却在这两年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表舅的工厂在去年一年的年产量下滑了接近50%,并且因为政策对于化工和高污染型企业的警惕,他几乎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银行再也不肯给中小化工企业贷款了,“我去年一年把我前面十年赚的钱都亏进去了。”年过四十的表舅甚至只好求助民间借贷—在互联网金融没有渗透进来的三线小城,他们对金融风险的知识趋近为零,表舅都没听说过余额宝,经常把几百万的现金在银行卡上一躺几个月,却十分依赖风险超高的民间融资。因为在三线小城,除了银行,创业者能求助的融资途径依然只有高利贷。民间融资的利息非常惊人,甚至能达到月息三分,但需要高额资金周转的中小企业主们依然没有其它选择。

  互联网思维正在向表舅这样的传统实业主渗透。虽然作为能源资源型的企业,暂时不会像其它实业那样受冲击,但互联网的影响却是大势所趋。表舅告诉我,去年一年,他花费数十万报名了一个培训机构的总裁班课程,他觉得非常兴奋的一个课程,就是怎么在阿里巴巴上做广告。我问表舅,“为什么花这么多钱,不去北大或者清华报个EMBA呢?”

  “他们讲的太深奥了,听不懂。”表舅挥了挥手。年前,他还请人给设计了一个公司网页,还购买了百度的关键字广告,“一年广告费就是几十万,但接不到什么订单。”这就是表舅所理解的互联网思维,但他总体感觉,“在传统领域,这些用处不大”。

  新“十二五规划”给表舅这样从事高污染行业的实业经营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他非常认真地问我,“难道中国不需要工业吗?大家都去做互联网和消费行业了,那其它行业怎么办?”

  现在表舅整天都在琢磨“怎么办”的问题。去年他在上那个培训班时才第一次接触到“风险投资”这四个无比陌生的字眼,在我给他讲了做实业的A股上市公司收购游戏或者互联网概念股迎来第二春时,他眼里顿时绽放出光彩,“开工厂再做下去也不会有多大的发展了,我们必须得靠资本运作。”表舅打算年后就北上,去跑几个项目推介会,接触一下投资方,“要想再干出点名堂来,光靠我们兄弟俩是干不动了。”

  春节期间,表舅最感慨的,是往年需要打点的“人情往来费”锐减。去年12月,衡阳市人大代表贿选事件以来,仿佛一夜之间整座城市的官员都廉洁起来了。原来作为资源型企业,每年春节前,资源类企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向环保部门和工业审批部门送礼。今年在政府更严格的“禁礼、反奢”政策号召下,表舅一家礼物都没送出去。

  “这可能是今年对我们做实业的来说,最好的消息了。”表舅两手一摊,“其它都是坏消息。”

  青海西宁

  从青海出发的OTA

  限制“三公”消费彻底改变了青海出境游市场的客源结构,无奈之下孙宁想到了OTA(在线旅行社)和“私人定制”

  文_本刊记者 昝慧昉

  念叨了两年,2013年,孙宁终于开了自己的旅行社,过上了他一直向往的“自由、没人管”的日子。只是这样的“好日子”是要付出代价的—现在没业务的时候,没有别人顶着,压力只能自己扛。

  对可能遇到的困难,他心里有数,“估计今年日子也不好过。但都三十多了,不愿意总给别人打工,就想出来搏一把。”

  读国际旅游专业出身的孙宁,毕业后就一直在旅行社工作,算上今年,已经在这个行业里闯荡了13年。

  摸爬滚打的13年,令孙宁经历了青海旅游业的“井喷”和回落。

  他清楚记得2004年的“五一”假期,通往青海湖鸟岛的公路上,排成长龙的车辆。游客要耗费比平时多三四倍的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从这一年开始,到青海旅游的人数开始大幅增长。此后,2006年青藏铁路开通,2007年开始对“大美青海”的宣传,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奔赴青海。而近两年,西宁被作为盛夏避暑胜地推广,也让这里成为许多会议的召开地点,并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有走进来的,自然也有走出去的。孙宁回西宁后,一直做的是出境游业务,负责带团去国外旅游。先香港、澳门,然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再到日本、韩国;之后是欧洲、澳洲;最后才是美国—用最寻常的语调,他迅速描绘出了这个省份出境游路线的拓展轨迹。

  人们出国旅游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经常有机会出去的,不再像开始那样用14天穿梭欧洲11国,他们现在宁愿一次只去欧洲三国,或者只去北欧。但客源结构变化甚微,在青海,有实力承担港澳、新马泰以外出境游的,依然以公务、商务游客居多,这部分客源占到全部客源的近90%。

  不难想象,在这样的客源架构下,政府限制“三公”消费的政策彻底改变了青海的出境游业务。“去年同期,一个月有两三个团,现在两个月才有两三个团,很难周转起来。”对现状,孙宁很无奈。

  令他感到庆幸的是自己当初没有注册独立的旅行社,而是挂靠在港中旅旗下。要做出境游,自己申请牌照,年限长不说,还得从国内游开始重头做起,光押金就要缴纳165万元;挂港中旅的牌子,只要通过对方的资质审核,每年仅交3万元管理费,就拥有了总公司的所有资质,凡是总公司有的业务,孙宁都可以经营。“还好没占用多少资金,否则日子会难过很多”。

  港中旅介入后,西宁不少在旅游社做了多年的人都通过这种方式自立了门户。为避免过度竞争,港中旅限制了同一区域开店的数量。唯一尴尬的是,同一个项目竞标会上,常常会有三个港中旅的门市同台竞技。

  打击不断出现,孙宁也在反思中寻找出路。近来国内的旅游业正在发生巨变,携程战略投资太美集团旗下太美旅行;年初,众信旅游(002707,股吧)成功上市;OTA(Online Travel Agent,指在线旅行社)的出现将原来传统的旅行社销售模式放到网络平台上。这些新变化中孙宁看到了商机。

  “众信的主要业务是商旅模式,高端的太美旅行盯住更高端的商业人群,类似的市场细分在青海也可以试一下。”尽管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中国财富报告》显示:宁夏、青海、西藏和海南四地是中国高净值家庭数量最少的省份,但商机也正在这里,“与国内其它省份相比,我们这里能为高净值家庭提供服务的公司更少。过几天,我就会与几个朋友落实这事。我们必须得告别旧模式。”

  正说着,孙宁就接到了一位个人客户的求助电话。原来客户在最初的身份证信息收集环节,拒绝提供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结果提供的亲属姓名出现了错别字,导致登机时机票不能顺利使用。好在有多年积累的人脉关系,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谈及如今处事的淡定,反而勾起了他对初入行时的回忆。2002年12月,孙宁第一次带团坐飞机出行,目的地泰国。从香港飞曼谷,走落地签。在曼谷入关处填各种单据,常代团的老手用三四十分钟搞定的事情,他折腾了两个多小时。那种吃力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记忆犹新。

  “旅游行业是一个人和人打交道的行当,合作的多了,自然会产生默契和信赖。客户不仅看旅行社的品牌,更看重具体项目的负责人。”孙宁离开老东家后,有业务往来的,更多还是以前合作过的客户。他不打价格战,有时定价比大旅行社高,却能以提供更符合客户需求的服务赢得合同。

  “以前我一直以为,做这一行,会说话、会点钱就行,没有技术门槛,现在要做OTA和高端定制旅游,技术含量就高了。”

|责任编辑:nanshanzh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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